所以，耻辱刑给受刑人带来的人身污损、人格羞辱效果致使其自发产生了精神痛苦、精神压力，也是该刑罚存在的一种客观基础。
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通过对中美鉴真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总结鉴真的主要方法，并对这两种鉴真制度的异同做出评价。[13] 保管链条的证明对于证明某一物证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状态的改变，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6]有关中国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刑事审判模式的形成和影响，可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以下。实物证据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所谓笔录类证据材料，通常是侦查人员对其收集、提取物证、书证的过程所作的书面记录。正因为如此，法庭才需借助于鉴真制度来审查实物证据的真伪，平息控辩双方对其真实性的争议，消除各方对该证据真实性和同一性的怀疑，从而为法庭运用该份证据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尚未得到确立，因此对向侦查人员、公诉人所作的庭前供述笔录，基本上是承认其证据能力的。
而对于鉴真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理论问题，还鲜有研究者展开深入的探讨。对于那些违背鉴真程序的非法实物证据，假如仅仅因为其真实性无法得到验证就将其予以排除，这也有可能导致控方的指控被推翻。对于公共行政的效能可以设置若干详细的评估指标和观测点，达成对公共行政过程的评估和结果的评估，公共行政过程控制中可以设定机构的职责任务、依法行政水平、政令畅通等考核指标。
项目过程评估是要明确评估中的问题识别、分析和评价等过程性要素。风险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其主要是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走访或专家的头脑风暴法拟定的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造判断矩阵，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2层开始，对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用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矩阵，直到最下层，判断矩阵的构造是定性问题转换为定量问题的过程，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判断矩阵。三是法治评估中的行为要素，是指与人的主观意志直接关联的法治评估事实，比如，特定主体在执法水平评价之后，基于各评价指标的不利因素适时调整其执法模式和提升其执法效果，该执法调整行为可成为再评估时法治评估的行为要素。后者主要是对于法治发生的整体水平和法治状态进行评价，其重点关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的合法性问题及其水平，在行政执法的某些层面也关注一定的合理性问题。
大数据时代法治进程中的各种形态都可以通过数据化形式予以记录、检索和挖掘，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数据化与传统背景下的数字化是有本质区别的。类似的著名例子还有，西部电器厂实验发现涉及劳动生产率的霍桑效应。
所以，某一个词或者同一句话用于不同的语境中或者由于读者身份的差异而可能会出现不同涵义的理解。2010年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正式确认了法治评估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该意见先后在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三方面强调法治评估对于依法行政的作用和要求。{10} (二)法治的既有困境是法治评估的内在要求 法律漏洞需要对法治进行全面评估。{10}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在思考》中也曾说过：至于在吉登斯之后出现的新的不确定的类型——自然被工业化、传统变得随意，我宁愿把它们说成是‘人为的不确定。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以规定：行政部门提交的法律草案，须同时提出立法论证报告，且经过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程序并由联邦预算局审核，方可提交国会通过。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人为风险，从电子病毒、核辐射到交通事故，从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到犯罪率攀升等。有的学者指出把决策程序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探查环境、寻求决策条件的情报活动阶段。法治的本身要达到价值中立或政治无涉相对困难，而法治评估的运行过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换个角度思考，政治的对抗和影响并不能成为放弃法治的理由，同样不能成为影响和放弃法治评估的理由。
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法治评估是评价主体通过设计科学的评估方案、明确的评估目标、梳理评估项目结构和项目环境、厘定评估者与各方项目主体关系的目的性活动，在评估实践中项目的各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和行动协调、评估项目进展不同阶段的评估功能、项目的多元组织结构和项目的社会变动的复杂事实等都需要评估主体和评估的组织方予以明确。
(三)法治评估的核心在于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事件和过程。风险导向的法治评估可以与社会规制和调控的风险点相联系，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等评估过程管理，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食品卫生安全风险评估、社区和公共场所安全风险评估、环境影响风险评估等目标的实现。
{12}(P296) (三)信息技术为法治评估提供了技术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21世纪已经被标识为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已经影响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16}(P34)法治评估首要就是要明确对于特定评估对象的评估目的，或者是塑造性评估或者是总结性评估等，并依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评估方案。(四)法治评估的目的在于促进法治进步 法治评估就是向相关的立法者、政策的决策者或执行者提供相关的评估信息和评估结论，因此法治评估研究和实践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评估设定行动方案达成特定社会的法治变迁，在法治评估研究和实践中特别关注的是评估结论、决策方案、法治改进措施中涉及的各类要素，其中更多的是法治中的公正效果、政治效果、社会稳定、资源配置、实践成本和制度措施等内容。对过去的抉择进行评估审查活动阶段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有助于公共行政的行政效能提高。法律的滞后性也指立法滞后性，是指制定出来的法律与社会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是法律规范的模糊性。{10}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在思考》中也曾说过：至于在吉登斯之后出现的新的不确定的类型——自然被工业化、传统变得随意，我宁愿把它们说成是‘人为的不确定。
法治的本身要达到价值中立或政治无涉相对困难，而法治评估的运行过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换个角度思考，政治的对抗和影响并不能成为放弃法治的理由，同样不能成为影响和放弃法治评估的理由。通过对于已公布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来看，明确了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或观测点，例如湖北省将法治政府分解为8个大项、35个中项、160个小项，深圳将法治政府分解为12个大项、44个子项、225个细项，杭州余杭区将法治余杭量化评估体系将法治分解为9个大项、27个子项、77个细项。
(四)法治评估使得精确治理和科学决策成为可能 政府规模扩张和公共资源浪费，使得行政管理、决策的科学和效率成为重要的命题，这是公共行政兴起的重要背景，有的学者指出公共行政是公法的细述和进行系统执行的活动。所谓事实判断就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及其过程、性质和规律的认识、把握及断定。
创造、制定和分析行政方案的设计活动阶段。评估、评价和测量虽称谓不同，但整体表述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迁，法治评估的特定方法的更新正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在法学研究领域的体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过去的时间里，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有效描述方面，社会研究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方法质量控制标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些项目和政策的设计、界定、争论、实施与资助都在政治过程中完成，并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扶持的、反对的)，这就使得政治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代社会科学中的系统观察、测量、抽样、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经能够对社会行为的特征进行有效的、可靠的、准确的表述。
2007年开始兴起了对于法治指数的研究，特别是在余杭区开始了对于法治指数的实践和系统研究。所以，某一个词或者同一句话用于不同的语境中或者由于读者身份的差异而可能会出现不同涵义的理解。
类似的著名例子还有，西部电器厂实验发现涉及劳动生产率的霍桑效应。(二)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 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是评估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以特定的法治发生影响为评价对象，通过具体的评估测量手段，探索性发现法治对于法治系统之外政策、经济和环境等的评估。
法治评估的核心是将法治的范畴系统置于评估的范畴体系进行整体考量，其中需要考查两个核心范畴。第二，评估的功能不同。
风险导向的法治评估可以与社会规制和调控的风险点相联系，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等评估过程管理，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食品卫生安全风险评估、社区和公共场所安全风险评估、环境影响风险评估等目标的实现。一是法治评估中的物件要素，指在法治评估中足以引起相关评估后果的特定物质要素，如食品卫生风险评估中的对人体有毒有害化学性物质(食品添加剂、污染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三、法治评估的类型划分 法治评估体系主要是在法治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反映的法治评估的具体形态，按照评价的内容构成和复杂程度不同，可以包含：指标观测导向的法治评估、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风险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即在法律中规定了法律实施的自动到期日条款，在法律规定的有效期限届满之前，启动法律绩效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沿用该法律。
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的典型的代表是立法后的政策、经济和环境评估，关于该方面的实践最早兴起于美国。大数据时代法治进程中的各种形态都可以通过数据化形式予以记录、检索和挖掘，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数据化与传统背景下的数字化是有本质区别的。
后者侧重于从法治系统内部的法治行为、过程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评估，而前者侧重于以法治运行对法治系统之外的政策、经济、环境等进行评估。{12}(P296) (三)信息技术为法治评估提供了技术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21世纪已经被标识为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已经影响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
法治的概念历经久远，已形成了较为范式的界定。法治评估真正成为研究热点是在2012年以后，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法治指数，而是扩充到法治评估体系、评估方法、风险评估等领域，代表性成果如董皞《美国司法改革评价指标体系介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钱弘道《法治评估模式辨异》(《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孟涛《论法治评估的三种类型——法治评估的一个比较视角》(《法学家》2015年第3期)、朱景文《论法治评估的类型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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